高血压防控“最后一公里”如何打通？|“优化联合 聚力达标”高血压治疗策略研讨会在岳阳召开 – 腾讯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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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增武回顾了联合用药的指南变迁。 1972年首次提及时， 指南推荐建议是“可能是合适的”； 到JNC7已直接明确“当血压超过目标值20/10 mmHg时， 应考虑起始用2种降压药物”； 再到2017年后， 起始联合治疗和单片复方制剂（SPC）已被国内外指南推荐用于高血压治疗。

不过， 王增武指出， 尽管SPC具有“更强的效果， 更快的速度， 更少的不良反应， 更好的依从性”等多重优势， 指南的“态度”也已转变， 但临床实践的跟进却明显滞后。 他表示， 从联合用药的比例来看， 仍然仅约1/3。 其中传统固定复方制剂使用占比在60%以上， 而基于现代循证的新型SPC使用率与指南推荐差距较大。

在王增武看来，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医生选错了哪一种药， 而在于从“单药起始、逐步加量”到“联合起始、尽快达标”的理念转型尚未完成。 他表示， 治疗理念应当“从一步一步慢慢加转向合理前置、尽快达标”。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陈晓平指出， 随着2024年国内外指南推荐在可耐受的情况下将降压目标下调至130/80 mmHg， 单药几乎不可能完成达标任务， 联合用药成为必然趋势， 而SPC则成为实现可持续降压治疗的最优策略。

但联合治疗并非简单拼凑， 需根据患者个体特征“量体裁衣”选择方案。 陈晓平阐释了A+C组合的机制优势： 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（ARB）抑制肾素-血管紧张素系统， 钙通道阻滞药（CCB）扩张外周血管， 两者机制互补、疗效叠加， 且ARB可有效减轻CCB所致的外周水肿。

希腊EMERALD研究显示， A+C SPC治疗1~4个月后， 收缩压/舒张压显著下降， 且基线越高降幅越大。 俄罗斯AVANGARD研究显示， A+C SPC用于治疗经自由联合治疗未达标的高血压患者， 达标率进一步提升。 陈晓平指出， A+C SPC适宜人群广泛， 无合并症高血压以及合并糖尿病、慢性肾病、卒中、代谢综合征、外周血管疾病及老年高血压均可适用。

此外， 陈晓平介绍， 阿齐沙坦氨氯地平可使氨氯地平单药治疗不佳人群平均诊室SBP降低超过20 mmHg， 可作为高血压患者优选降压方案。 专题讨论环节由复旦大学中山医院高血压病区主任崔兆强主持， 与会专家围绕联合治疗策略的优化方案展开讨论。

多位专家认为， 联合治疗的启动时机应更加积极。 有专家明确建议： “收缩压＞150 mmHg， 合并1~2个危险因素就可启动联合治疗， 不是一定要超过160 mmHg。 ”在A+C还是A+D的方案选择上， 专家倾向于个体化决策， 而非一刀切。

“降压是硬道理， 至于选择何种组合， 则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定。 ”A+C的优势在于适用人群更广， 副作用顾虑更少； A+D在盐敏感性高血压中仍有价值， 但需关注尿酸和血钾水平。 在合理选择用药方案的基础上， 多学科协作也是高血压防控的重点。

有专家指出： “当前亚专科分类过细， 高血压患者往往分布在心内科的细分科室， 但非高血压专业医生对血压管理不够重视， 用药也更为‘随意’。 ”另有专家提出应在心内科普及血压控制的重要性， 以冠脉介入为例， 血压控制不佳者介入治疗的效果也会大受影响， 叠加双联抗血小板药物的应用， 可能会增加脑出血风险。

”与会者一致认为， 高血压规范诊疗培训应覆盖更多非高血压专业医生， 并下沉到县级甚至乡镇。 此外， 在信息化建设方面， 多位专家指出目前不同医院、不同系统之间数据无法互通， 形成了碎片化的数据孤岛， 患者院外血压数据无法自动上传， 智能管理仍难以实现， 未来应持续加强信息化建设。

医师报讯（融媒体记者 贾薇薇） 我国高血压患病率较十年前又增加了8%， 而控制率仍在12.9%的低位徘徊。 面对这一现实，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社区防治部主任、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王增武引用美国科学声明的结论直言： “目前高血压全球控制不理想， 其核心原因并非药不够好， 而是治疗策略选择不当。

” 6月13日， 由《医师报》主办的“优化联合 聚力达标——高血压治疗策略研讨会”在岳阳召开。 这场汇聚全国近20位高血压领域专家的研讨， 正是在指南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， 为高血压防控的“最后一公里”寻找破局之路。 当全球高血压患病人数已突破14亿， 当强化降压至130/80 mmHg成为新标准， 我们手里的武器是否足够？

我们的策略是否得当？ 会议由《医师报》执行社长兼执行总编辑张艳萍主持。 与会专家围绕高血压防控的优化路径以及药物联合治疗策略的选择， 展开热烈讨论。 王增武在总结中指出， 高血压防控是系统性工程， 知晓率的提升需要公共卫生政策的投入与支持；

治疗控制率偏低， 则与临床理念的拓展不足密切相关。 他还建议借助媒体的传播力与影响力， 搭建专家建言献策的渠道， 提高医务人员的服务水平和能力， 改善居民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担当， 共同为国民健康事业贡献力量。